弱者的武器:中国草民的行动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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弱者的武器:中国草民的行动方式
今日读一段文献,令人为之动容:
“(四川)省中各街衢皆搭盖席棚,供设德宗景皇帝(光绪帝)万岁牌,舆马皆不得过,如去之必有所藉口;更有头顶万岁牌为护符,种种窒碍,不得不密为陈告,倘将席棚拆去,或竟违抗,及头顶万岁牌滋事之人,可否谨将万岁牌焚化,夺其所恃。敬祈钧载。并恳转达庆王爷、徐中堂,究应如何办之处,伏候电示祗遵。”(《文献丛编》23辑、第1-2页,转自《清代四川财政史料》第498页)
这是宣统三年(1912)七月四川总督(相当于省委书记与省军区司令)赵尔丰致军机大臣那桐(清华大学二校门“清华园”即为其手笔)电。清末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,并拟向四国借款筑路,引起川民纷纷反对,于是出现了上文所述之举。在无宪政与低人权的时代,没有一个合理的民意表达与公共协商机制。(尽管清末已经出现了资政院与咨议局,但邮传部的一纸收归国有及向外举债不经其商议即可生效。)草民只有在“违法状态”下走上街头,表达内心的不满。据清律,群体性事件将会给当事者带来严重的刑罚后果。为了给这种非法聚众建构合法依据,于是头顶万岁牌或供奉万岁牌之举便应运而生。万岁牌成为草民行动的合法性的唯一依恃。这种弱者的武器,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效果。毕竟,没有中央指示,川省总督也不敢焚化万岁牌。否则,亵渎圣上的罪名报到中央,也可能让他吃不了兜走。当然,这种弱者的武器,面对强权显得那么脆弱,兴许后来赵尔丰收到中央许可的指示(相关文献我尚未读到,这里只能推测),不久即对手捧万岁牌前来总督衙门请愿的乡绅开枪。此事前前后后所引发的四川保路运动直接成为一个无宪政、低人权王朝的灭亡。
数年前读到陈柏峰的文章,谈及现代中国的草根大众在受到司法不公而上访时,其所采取的手段,与晚清川民的行动方式颇为相似──“(上访人)尽力争夺话语上的合法性。如几乎所有的信访人都会在信访材料末尾写上“中国共产 党是英明伟大的党”,“希望你们按照江主席的‘三个代表’办事”之类的话语。这些看起来与信访内容毫不相干的话语,构成了信访者对自身行动的合法性证明,信访者通 过将个人事件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,证明自己并非无理取闹,将信访事件纳入 了一个宏伟叙事中。有些上访人甚至在采取非法行为时也要尽力建构话语合法性,如冲 击国家机关的上访者可能会抬着毛泽东的画像进行。从某种程度上讲,这些方法是“弱者的武器”。”陈柏峰:《缠讼、信访与新中国法律传统论文》
柏峰兄的此篇宏文写得甚好,颇值一读。与北大法学院一位玩法学玩得很深沉、很严肃、很一本正经,但是长久来看几乎不会有什么正价值的学者而言,远胜十倍。